如果說Manhattan是Woody Allen獻給紐約的情歌，Le Joli Mai就是Chris Marker為巴黎所精確描繪的畫像；兩者都透過其開場的攝影，對城市作了最美的謳歌。
開場，巴黎在遠景鏡頭下顯現出彷彿移軸攝影般、甚或是顯微鏡下的濃縮的美感，車輛在巴黎鐵塔的影子覆蓋之下馳騁，透過幾個鏡頭，就讓人感受到為何巴黎是令人流連嚮往的美的城市。但問起巴黎鞋店店員覺不覺得幸福，中產階級認為自己要再多賺點錢，買得起新電視機，能去別的國家旅行，然後工作時間少一點（或者從工作中被解放出來），才能稱作幸福，但再問幾次，幸福的條件似乎又變成多賺點錢。這部片點出了巴黎位於的轉折點：一些舊住宅、貧民窟面臨被剷除、重新開發的時間點，而這些地方的居民也將被重新安置於新住宅中，而建築師也指出未來的巴黎住宅將更往天際線走，取代當時一般可見的平房。這和我前陣子所讀的，梅英東所寫的＜消失的老北京＞和電影＜威尼斯，我愛你＞有異曲同工之妙，都陳述了因城市吸引了太多外來人口，造成住房需求大幅提高，而導致了都市更新，財團和政府徵收及購買土地，老建築就是第一個被開刀／剷平的對象，住在裡面的老街坊被要求搬離，重新安置；這也道破了資本主義在都市更新背後運作的情形。
而當時是戴高樂執政下的社會，雖然表面看來是自由民主的社會，受訪者對於政治的話題卻表現出如同台灣年輕人對於政治的漠不關心，或者即便關心，也不敢在攝影機前言說自己對於政治的想法。甚至女性受訪者對於女性投票或者參政的議題，也投反對票，這對我們以往所認為歐洲對於刻板性別角色的破除是亞洲的先驅的觀念極端背道而馳，而在這個曾經出產許多思想家的國度，1962年的巴黎民眾普遍表現出來的是對於金錢的嚮往。鞋店店員對於當時上映的法國電影Cleo from 5 to 7 ( by Agnes Varda) 和Alan Renais的Last Year in Marienbad毫無興趣，認為這些法國電影艱澀難懂；相較起來，他更喜歡好萊塢的那些拔槍打殺的片子，甚或是可以彌補他自己矮小身材的超人電影。中國大陸目前所面臨的本土片排片及票房危機，以及好萊塢電影的西風東漸，數十年前的巴黎就曾經上演。
Blame it on Voltaire雖然是劇情片，講的也是在巴黎的工作和生活。從突尼西亞到巴黎找工作的傑拉爾，在難民收容所碰上了一群和他一樣的非法移民。他拿著非法文件，在巴黎過著賣水果賣花的小販生活。工作沒有出頭天，感情上也被同是移民的單親媽媽騙婚，心灰意冷的他終於崩潰，進了精神病院一段時間，女病患竟然愛上他，逃脫病院執意跟著他。就在感情、工作慢慢穩定，傑拉爾也說自己愛上巴黎的夜晚的時候，他竟在一次在地鐵賣花時被捕，之後被遣返回國。在這個伏爾泰所宣稱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非移的人生竟如此微不足道．．．
Blame it on Voltaire處理的非移/移民找工課題，不禁讓人想到Ken Loach的It’s a free world和Yasemin ＆ Nesrin Samdereli拍的Almanya-Welcome to Germany， 嚴肅的程度也介於兩者之間。它既有對於提倡自由平等的巴黎的控訴，也不乏詼諧的筆觸，勾勒非法移民間共患難的情感。
放遠來看，Le Joli Mai和Blame it on Voltaire處理的都是巴黎的生存問題，不管是關於幸福的定義，外來人口的湧入造成的生活空間擁擠、工作機會短少。這個城市的美已經成為一種符碼，它也轉化為自由平等博愛的象徵（如同切格瓦拉象徵革命、反動），但實際生活在這個城市，或許才能發掘表象之下的生活，和在其他地方的生活，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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